王鼎看了看底下一众的官员，又看了看南京刑部侍郎?郑泰。说：“请邱知县上边这位出来给大伙说说丈田的坏处吧！”

这让南京众人怎么说，丈田最大的坏处就是官员士绅不能偷逃税银了，不能“诡寄，飞洒，虚悬”了。

明朝的老百姓除了缴纳田租外，还要当差和服徭役。

不必当差的人群有乡官、吏胥（吏胥是在衙门当差者）及生员（就是秀才，生员可升任乡官）。

根据后来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先生的《日知录》记载，一地之生员多，田亩多，民间的派差就重；即生员多田愈多，民间派差愈多。这是因为生员之家不必服劳役，只能由其他民户承担，生员太多，导致民户数量变少，频繁派差役。

于是有些民户就要求生员“寄田”以逃避赋税，“诡寄”者，即将田集中寄在生员身上以避税逃役。

明万历时期，“役”到底有多重，我们从刘时俊“筹集工程款”这一案例可窥见一二。刘时俊见“役”的买卖市场很大，故采取公开“量开免役之条”的方式，通过该市场运作来筹集梳浚河流的工程款，其言：

完助工银肆拾两，免北运一名，贰拾两免南运或收头壹名，完银多寡不等者，照役轻重免差。士民无不乐从，共计银柒千八百陆拾贰两叁钱陆分捌厘，此一项得数颇多。然各出意愿，本县初未尝强之也。盖不惯当役之人，驱就役如蹈汤火乙，请托之门一启，甲移之一，乙移之丙，每点一役，转累且数拾人。此数千金者，暗有所归，而尚不止此。

众所周知，诡寄的主要目的是免役而非故意逃脱正供，即使如此，在一县一年之中，“免役市场”的纯利至少达到了7862.368两，可见当时民众的避役之切以及“免役市场”之繁荣。

另外比如在松江府，一介“贫儒”只要中了功名（生员），便立即接受诡寄田土，如果自家的田土只有一百亩，通过受寄可以浮增至两千亩。“贫儒”向寄户收取白银300两，按90%考满交纳，贫儒只需代寄户向官府交银270两，可从中牟利30两，而寄户在此过程中不仅没有损失，而且还可以免比，故趋之若鹜，于是诡寄之风愈演愈烈，故有“贫儒以册规为膏火”之说。

当然，诡寄的对象不仅是有身份的地主，凡是有优免权的人户，皆是诡寄的对象。明代嘉靖年间诡寄的对象有乡宦举监、生员吏承、坊长里长、灶户贫甲、文职、军官、军人共七类人。这些人要么有优免权(免役)和免比的特权，要么具有“藐法抗比”的能力。

明代除“诡寄”外，由于田多者役重，于是又有一种称为“飞洒”的，便是将自己的田亩分散写入别人的名下。行使这种勾当，首先得与衙门中管鱼鳞册的勾结买通，又称为“洒田”或“洒粮”。由于将田分别飞散在别户身上，所以亦称“飞洒”。

由于“飞洒”作弊，因此有100亩田的农户须缴纳130亩的田租，富人的田自己不缴纳田租，让普通农户多缴纳田租。这个一般是指的官田。

“诡寄”与“飞洒”的情形直到民国初年仍有存在，造成了人与田永远无法准确划分登记的现象。